2013年10月30日 星期三

被誤解的激進-駁《丟出一隻鞋之後的台灣》一文

今天Sean Huang投稿到商周的這篇《丟出一隻鞋之後的台灣:嚇跑人才,留下廢材》(註1)非常熱門,許多朋友都拿來分享,並表達自己贊同之意。


但事實上,這篇文章從論述基礎上已有問題。


我整理了一下作者文中核心觀點:


  1. 陳為廷(或代表社運人士)沒有試著「聽」別人說什麼,他只是非常狂妄地說自己想說的話,也無意與人溝通。這種態度是反民主的。
  2. 如果用激烈的方式表達,別人不會記得你表達的內容,只會記得你激烈的態度。
  3. 大量污衊言詞會讓賢良之士不願為官。
  4. 許多政治人物為了永遠跟「民意」站在同一邊,忘了怎麼說真話。以衝撞出名,而手執名為「民意」聖劍的英雄,明日也可能(因為說真話而)成為死於「民意」魔劍的怨魂。


我想,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。我們的訊息來源是從哪邊來的?是看報紙得到的,是看電視得到的,還是經由網路、社交圈得到的?如果我們的訊息來源是從電視或是報紙,經由媒體,我們所收到的訊息會不會受到扭曲?



也許Sean Huang需要和陳為廷面對面坐下來聊聊,或實際參與一場社運的組織會議。每一個社運人士在對麥克風講話前,都需要整合內部所有的聲音,站出來的時候才能得到支持。繁複的內部溝通需不需要論述?需不需要對問題的深刻理解?究竟是這些在前線的人不會論述,還是媒體鏡頭從未對他們的論述感興趣?而為什麼Sean Huang和大眾總是只記得他們衝撞的身影,只記得潑漆、丟雞蛋、丟鞋?


我在《台灣-被財團主導的社會》(註2)一文中,有提到:媒體的老闆對於該媒體的言論是有主導權的。有的老闆甚至會將不聽話的記者直接開除。記者、編輯們迫於老闆的威壓, 會主動的審查新聞;因此我們經由報紙、新聞所收到的訊息,會不會其實只是符合老闆單方面的觀點,而不是事實?


對於來自社交圈的網路訊息,可能也會有問題。眾所皆知,Facebook和Google都會不斷的判斷使用者的喜好,並且以演算法儘量呈現使用者喜歡的內容。如果各位不相信,可以嘗試用朋友的Google帳號在Google上搜尋相同的字串,你會發現找出來的結果天差地遠。這是所謂的上網過濾泡泡(註3)。在這種過濾泡泡的影響下,許多人自然是難以接觸到社運份子會在自己的網路上發佈的論述。


就算這些人發佈了論述,請問新聞媒體會有興趣嗎?看看我們閱聽人的喜好,以及羶腥色的新聞取向,這種論述文章自然就少有人看,更不要說經由新聞刊出了。許多的報紙甚至還有篇幅限制。我個人就投稿過許多長文,但在篇幅的限制下,許多報紙並不願意刊出。但如果不用長文,使用短文,又難以將自己的想法描述出來讓人理解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報紙上的論述往往不會引經據典,更不會以各種方式來論述同一個想法的原因了。Sean Huang自己也有經營部落格,應該也很清楚,許多人並不會花時間去弄懂一個自己不理解的論述。一篇可能會改變自己想法的文章,可能還不如一篇有養眼美女或是可愛動物的新聞來的有人氣。


那麼,請問這些社運份子什麼時候會進入到大眾的視野中呢?答案是「衝撞體制的時候」。由於這些行動很激烈,令人印象深刻,因此新聞報導也往往著重在這些人「做了什麼」,而不是這些人「為什麼這樣做」。當然,也不乏許多人看到他們「做了什麼之後」會深入去了解、進而支持。於是,弔詭的事情就出現了。這些社運人士寫了滿滿的論述,嘗試在公聽會提問、好聲好氣的和官員溝通,結果官員會理睬嗎?媒體會關心嗎?不會。而且他們還會發現和他們有相同訴求的伙伴似乎很少。但是,當他們開始以衝撞體制的方式表達意見以後,當這些東西被媒體報導出來以後,許多眼神在突然之間就開始關注到他們了,在媒體的追問之下,政府官員也被逼得必須面對他們的訴求。


因此,自然的,這些社運人士會開始覺得這種衝撞體制的方式是有用的,是有效的。他們會發現,不用太多論述,只要行動夠激烈,自然會有觀點,有版面,問題也比較有機會被解決。


以台灣農村陣線(註4)為例,這個團體在2008年就存在了。他們的訴求是農村再生條例的不合理之處。但是,近年來被大家注意,是因為苗栗的大埔事件。各位請想想,在大埔事件之前,你有聽過台灣農村陣線嗎?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嗎?其實應該很少有人知道。


而進入wiki去看以後,你也會發現,他們的訴求很完整,也有很多體制內的行動;但是由於大埔事件中,當權的劉政鴻不理不睬,因此他們才以激烈的手法抗議,並且被報導,進入公眾的視野。


關廠工人也是一樣。在他們沒有臥軌之前,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訴求、他們的困境?又有多少人知道,正是這批臥軌的老人幫我們爭取到了資遣費?如果當年他們沒有臥軌,沒有激烈行為,我們還要多久才能享有資遣費?


公民1985行動聯盟為什麼最近會被知道?因為他們聚集了不少人一起上街頭,因此博得版面。各位可以想想,如果公民1985行動聯盟只有聚集了數千、甚至數百人,今天他們的意見會被重視嗎?


因此,Sean Huang直接說這些人沒有論述、不懂得聽,其實事實不是如此。這些社運人士聽到、看到許多不合理的東西,很早就提出了論述,「不願意聽」的是執政者、是當權者。為了博得更多民眾的支持,他們才選擇使用激烈的方式抗議。讓這些人採取激烈行動的,恐怕不是他們自己願意,而是因為無感的大眾、只會報導激烈行為的媒體生態所導致的結果。


Sean Huang提到,這些激烈的手法會逼走賢良之士;但我想反問Sean Huang,這些手段,會拿去對付所謂的賢良之士嗎?如果不會,那麼激烈的手段會逼走賢良之士的論述,著實讓我難以理解。的確,做事有時候就會有爭議,有爭議就應該想辦法弄個會議,大家一起過來表達意見。但請問劉政鴻、馬英九之流,又有好好的做過這個動作了嗎?還是只是開個只有自己人的公聽會,裝個樣子,什麼都沒聽進去?


的確,以衝撞而出名的人,可能會因為他所帶領的人對他不服氣,而反而被這種比較激烈的民意給擊倒。但我不明白這有什麼不好。反過來說,像馬英九這樣因為民意可用而上台,上台以後卻不傾聽民意,民意也無法以制度方式制衡的政治人物,恐怕才是台灣最大的隱患。


Sean Huang這篇文章也許原意是希望社運人士可以多坐下來、多溝通,少以激烈方式來進行訴求。對於這點,我也希望許多社運人士能夠有機會可以坐下來談,並且能在這種談論機會上完整的說出他們的論述。他們也曾經坐下來嘗試和官員溝通過,但若沒有民眾支持,有權有勢者根本不聽你說話,甚至還給你貼標籤。如果沒有激烈行動,媒體不會注意,可能連陳為廷是誰都不知道。也就是說,如果沒有激烈的行動,或許他們連談的機會都沒有;甚至就算衝撞體制了,被注意到了,真的要談的時候,媒體、大眾可能又別過臉,去追黃色小鴨了。


台灣1980年代的激進主義之所以還沒有消失,是由於大眾的無感,不習於獨立思考,以及執政者的蠻橫所導致的。希望Sean Huang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背後的原因,而不是單純就現象來做解讀。這樣的解讀,可能會喪失很多的本意,反而被曲解拿去誤用,維護威權的高牆。


後續回應



Sean Huang後續在他的blog《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》(註5)也貼出了回應。針對他的回應,我的回應如下:



我知道Sean Huang的立場是希望這些社運者可以有機會坐下來,以理性的論述,慢慢的耕耘來改變台灣。


但是,我想在這邊提一個常見的謬誤,叫作「倖存者偏差」(survivorship bias,註6)。


有一個有名的例子是這樣的:第二次世界大戰,英國皇家空軍希望能加強飛機裝甲以減低飛機被砲火擊落的機會。研究報告發現,機翼是最容易被擊中的部位,因為在飛機上兩邊機翼發現最多的子彈孔,而座艙及機尾是最少被擊中的部位。


但是,事實上是,座艙及油箱要是被打中了,飛機會直接墜機,根本飛不回來。調查只針對飛的回來的飛機,因此調查結果產生了偏誤。


那麼,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多想一點。我們認為社運者偏激,究竟是因為他們的行為很偏激,還是因為「我們只看得到偏激」?那些不偏激、有論述、願意溝通的社運者,是不是成了那些墜機的飛機?這種觀察及資料收集的方式,本身就不全面,因此所推論出來的可能原因,往往也會出現問題。


而我的原文,其實和Sean Huang說的方向不太一樣,我是在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偏誤。這種偏誤其實正好是來自於我們許多人不喜歡論述、只喜歡淺碟思考的習慣。我認為,一個想法要被認識,要被看到,會有兩個層面的問題需要解決。第一個層面,是所謂的能見度;而想法被看到了,也才有更深入的機會,去讓人理解、認同,這是第二個說服力的層面。


不管是在哪個環境,議題或是想法,如果沒有被看見,那麼連說服別人的機會也不會有。而台灣的媒體會把版面留給那些有論述、卻沒有衝擊力的團體嗎?各位可以想想,如果有個團體天天在路邊演講,我們台灣的新聞媒體會有哪一天大發慈悲的去做專題嗎?除了公共電視,應該沒有了吧。而願意每天打開電視去看公共電視的人,在台灣是多,還是少呢?台大針對服貿協議開了好幾場研討會(註7),媒體沒有報導。可是黑島青年跑去衝撞的時候,媒體就報導了(註8)。讓大眾有偏激印象的,其實是這些媒體,以及閱聽人的喜好。


我很推荐各位朋友可以去閱讀一本書:《見樹又見林》(註9)。這本書中有提到,人的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規則;有的是寫出來的法律條文,有的是隱而不見的價值觀取向。每個人都會在這些規則中找出一條CP值最高的路,然後去執行。各位可以想像,如果自己是社運份子,想要把理念傳達出去,CP值最高的是什麼方式?很多時候,往往是衝撞。


我認同Sean Huang的說法,激化衝突往往只會造成對立,而理性溝通才能相互理解,也才能討論出更好的方案。但是拉遠一點看,看看我們的執政者,他們真的有用心去傾聽嗎?還是抱持著成見,不願意改變(註10)?如果這些有權力者、壓迫者沒有去傾聽,抱持成見,我們卻要求那些被壓迫者去放低身段、去傾聽、去溝通,我覺得這是一種弔詭。


也因此,我認為,政治人物如果有誠心去進行溝通、了解,這些所謂的羞辱會少很多。例如南市市長賴清德在面對南鐵東移的抗爭上,就沒有像大埔苗栗這麼大的阻力。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賴清德在處理的過程中,沒有像劉政鴻這樣蹣頇。我認為,只要政治人物願意傾聽、了解,這種阻力會小很多。


我個人也明白這些社運者長期以來被人認為是偏激、沒有論述,因此我個人也有做一些努力,替服貿協議團體製作了一個小手冊(註11)。我希望有看過這個小手冊的朋友,可以理解:這是那些呼喊口號的社運朋友,在博取版面、推廣理念的時候,媒體沒有給他們機會進行的理性論述。


而Sean Huang的文章,事實上也被用到各種奇怪的地方,以偏離原意的方式拿來攻擊社運人士,我相信這也是Sean Huang所不樂見的。


我希望更多人在看到社運團體以激進的行動博取版面的時候,可以私下想一想:他們是沒有論述,還是我們沒有機會看到他們的論述?下次如果有機會,能不能到現場去,和他們進行溝通,去了解他們的困境呢?我們又要如何幫助他們擺脫這種必須激進的困境?換個角度思考,對這個社會會更有幫助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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